经济学家：

茅于轼 （缺）

吴敬琏 ：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张五常：69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 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郎咸平：48岁，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汪丁丁：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法学家、律师：

张思之：77岁，律师

　　张思之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江平：74岁，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 法律。在一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贺卫方：44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称绝唱。

历史学家：

袁伟时：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朱学勤：（缺）

 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吴思：47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
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这种说法。

 许纪霖：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丁东：53岁，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当高的精神食粮。

 谢泳：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
强的概括力。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哲学史家：

杜维明：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徐友渔：57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著 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政治学家：

刘军宁：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社会学家：

李银河：（空缺）

 郑也夫：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杨东平：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北岛：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
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李敖：69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龙应台：（空缺）

 王朔：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 
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林达夫妇：（空缺）

 廖冰兄：89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
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陈丹青：51岁， 画家

　　早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崔健：43岁，摇滚歌手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
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置。

 罗大佑：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侯孝贤：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科学家；

邹承鲁：（空缺）

公众人物：

华新民：（空缺）

 王选：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实。

 高耀洁：78岁，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
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阮仪三：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梁从诫：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方舟子：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袁岳：39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传媒人：

金庸：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戴煌：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卢跃刚：（空缺）

 胡舒立：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专栏作家、时评家：

林行止：64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杨锦麟：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鄢烈山：52岁，时评家

　　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功。

 薛涌：（空缺）

 王怡：（空缺）

　　致敬名单

　　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